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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

標簽: 劉勰 文心雕龍 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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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編輯本段回目錄

劉勰劉勰
劉勰 (約465--約532),字彥和。原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南朝齊梁間文學批評家。
其父早逝,勰幼貧無靠,篤志好學。未婚娶,二十三四歲起寓居建康鐘山定林寺,研習佛教理論,遂精通經論。齊末(時為三十三四歲時)在定林寺寫成巨著《文心雕龍》。全書10卷,分上、下篇,共50篇。上篇除《原道》、《宗經》等5篇帶有緒論性質外,其他如《明詩》、《詮賦》諸篇,著重論述各體作品的特征和歷史演變,分類相從,條理明晰。下篇有《神思》、《體性》、《風骨》、《變通》、《時序》、《物色》、《知音》諸篇,探討創作、批評的原則和方法,以及文學和時代的關系。全書論述文學中的一些重要問題,著重抨擊當時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風,主張文學須有社會政治內容;文質應該并重,而質尤為主要;并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演變發展,都與時代政治有關。書中較全面地總結西周以來的文學現象,把文學理論批評推向新的階段,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杰出的著作。
梁天監元年(502),劉勰入仕途,曾先后任臨川王蕭宏記室、倉曹參軍、南康王蕭績記室、并兼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舍人,深得蕭統的信任。晚年常為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制文,與沙門慧震于定林寺“撰經證功”,后皈依佛門,變服燔發出家,改名慧地。
約于梁中大通四年(532),或約大同五年(539),劉勰在定林寺逝世。其著作《文心雕龍》除《隱秀》篇殘缺外,其他均流傳于世。

作品一覽  編輯本段回目錄

文心雕龍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五篇,論“文之樞紐”,闡述了作者對文學的基本觀點,是全書的綱領和理論基礎。從《明詩》到《書記》的二十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可稱是文體論。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 文心雕龍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并對批評方法進行專門探討.可稱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文心雕龍》從內容上說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體大思精,具有嚴密的體系,在古代文學批評中是空前絕后的著作,是我國文學理論遺產的瑰寶,對于我們現在從事于文學創作、文藝批評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齊以前我國文學的發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據,值得我們重視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舉世公認的。   

然而,由于劉勰身名未顯,當時的學術界還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龍》問世后,這部心血的結晶卻得不到文壇的重視,名流的首肯。當時沈約名高位顯,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劉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認,卻沒有機會接近他。一次,劉勰把書背著,像一個賣書的小販似的,在大路邊等著沈約。當沈約坐車經過時,便攔住了他。沈約好奇地把《文心雕龍》拿來閱讀,立即被吸引,認為此書“深得文理”(《南史·劉勰傳》),大加稱賞。后來又常常把《文心雕龍》放在幾案上隨時閱讀。經過沈約的稱揚,劉勰的名氣才大起來,《文心雕龍》終于在士林中傳播開來。同時,三十八歲的劉勰,也告別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請”,踏上了仕途。   

劉勰所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是我國古代第一篇文學批評著述。他主張文學作品應有“風骨”(充實的內容)、華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學批評的六條標準(“六觀”)及其必須具備的修養,系統闡述先秦以來文學批評理論,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貢獻與影響 編輯本段回目錄

《文心雕龍》的創作目的是反對當時文風的「浮詭」、「訛濫」,糾正過去文論的狹隘偏頗。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突出貢獻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他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從上古至兩晉結合歷代政治風尚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探索文學盛衰的原因  劉勰,品評作家作品。比如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形成;東晉玄言詩泛濫,是由于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注意到了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決定影響。不僅如此,他還注意到了文學演變的繼承關系。并由此出發,反對當時「競今疏古」的不良傾向。這些都是十分可貴的。   

②分析論述了文學創作內容和表現形式的關系,主張文質并重。在《風骨》篇里,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重要,他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   

③從創作的各個環節上總結了經驗,提出了應該避免的失敗教訓。他指出,在創作上,作家「神與物游」的重要,強調了情與景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他還指出,不同風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氣質與后天的學識、習染存在著差異的結果。針對當時「近附而遠疏」、「馳騖新作」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必要,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故」的關系。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夸張等手法的運用,也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篇里,他批評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尚,要求批評家「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法: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情理上是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四觀奇正,看其布局是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是否完美。這在當時是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是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產,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在中國,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注釋、翻譯著述頗多。現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  

 除《文心雕龍》外,劉勰還寫過不少有關佛理方面的著作,在梁代還有文集行世。據《梁書》卷十五劉勰本傳記載,“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傳。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滅惑論》兩篇散文。(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資治通鑒》、《梁書》等)

史書記載 編輯本段回目錄

《梁書》卷五十 文學下 列傳第四十四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幼而無父曰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沙音娑),與之居處,積十余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定林寺遺址在今南京市鐘山南麓),勰所定也。天監(梁武帝蕭衍年號)初,起家奉朝請(《漢律》:春曰朝,秋曰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蕭統)好文學,深愛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包括序一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生人即生民,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馬融、鄭玄),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吉兇賔軍嘉)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蒨《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于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敘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雖復輕采毛發,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茍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圣人所難,識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 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然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有敕與慧震沙門于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鬢發以自誓,敕許之。乃于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勰為文長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敕與慧震沙門于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須發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其他貢獻編輯本段回目錄

文章修辭  

傳統修辭學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方面:消極修辭包括語音修辭——講究平上去入、陰陽清濁、音節對應、疊字雙聲、合轍押韻;語匯修辭——在同義近義詞語中,作適合語境的意義選擇與搭配選擇、作適合感情和語體的色彩諧調選擇;語法修辭——在同義表達中,對句式的長短整散、主動被動、肯定否定、常式變式、陳疑祈嘆等作最適合語境的恰當選擇;篇章修辭——文章的醞釀構思、選材布局、情感事理、風格詳略、修改評析等。積極修辭——特指經過長期修辭實踐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認的修辭格。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這兩方面都有精當而深刻的論述,尤其對消極修辭的論述,不僅論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動和思維規律與語言生成關系的層面,不僅當時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漢字以建筑式方形結構為獨立個體單位,一個個體單位為一個音節,音節又多具備陰陽上去不同調值,這種特點,為漢語語音修辭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語音修辭方面,劉勰沒有沿習名人沈約的“八病說”,而著重提出了“飛沉”問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劉勰就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飏不還。”意思是字調有陰陽清濁平聲仄聲之分,詞之聲韻之中有雙聲疊韻之別。(當時平仄之說,故以飛沉言之。此前借用音樂術語宮商角徵羽指稱聲調高低。《文鏡秘府論》講到調聲三術:指出宮商是平聲,徵是上聲,羽是去聲,角是入聲,上去入是仄聲。此處飛指陰清,平聲;沉指陽濁,仄聲)陰陽清濁之字,應平仄穿插交替,若連用仄聲,就有聲氣沉沉欲斷之覺,若連用平聲,又有聲氣升飏飄飄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潘岳《悼亡詩》: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而雙聲疊韻之詞,必須連用,若兩詞之間插入他字,或將一詞分用于相鄰兩句,則會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這確為卓見,諸多繞口令不都是故意運用這種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產生了這種毛病,則須“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矣。”劉勰認為,作韻易而選和難——異音相從謂之和——平仄聲調配合得當叫和諧,同聲相應謂之韻——相應位置上同韻字遙相呼應叫押韻。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如何用韻,《章句》有論:“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折中的主張,是符合聲韻運用美學的。

語匯修辭

在語匯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   

《指瑕》凡舉用詞四疵,皆礙美文。——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圣體浮輕’,浮輕有似于蝴蝶,永蟄頗疑于昆蟲,施之尊極,豈有當乎!——以指稱微小蟲豸之詞而施于尊長,確屬搭配對象失誤。   潘岳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幼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感口澤只能用來唁念辭世的母親,心如疑只能用來悲悼故去的父親,——潘岳用其哀挽同輩和小輩,分屬詞義運用錯誤、搭配對象錯誤,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當。   

所舉另兩種瑕疵,有左思反對孝道的思想錯誤和崔瑗把虞舜誤比不出名的李公,雖屬思想和比類之誤,然畢竟要通過遣辭用語表現出來,歸為語匯修辭亦非不當。   

語匯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煉字》提出用字“四要則”:……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詭異,生辟險怪之字,如洶呶;聯邊,相同偏旁之字,如崢嶸;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個字在句中重復使用;單復,字形肥瘠筆畫多寡。——仔細想來,均有道理:讀文時遇詭異之字,猶赤足行于怪石每現之途,必耗神費力壞心緒;聯邊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遠避退還蓮逕返逍遙之類,也會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無不單調乏味;字形肥瘠筆畫多寡如若不加調配,則會或失之于纖疏,或失之于壘重。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語法修辭部分,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按內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際會”即根據表達的情理,有時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時緊扣題旨不蔓不枝;據情韻,則“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枚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并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回腸之效。

篇章修辭
劉勰修辭美學最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辭。   

重涵養,立風格。《體性》之體,文章體貌,《體性》之性,人之性情,《體性》即論文章風格和作者個性的關系。文有“八風之議”即窮列文章八種風格——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又據不同標準分為四組:思想內容——雅與奇反,情理義蘊——奧與顯殊,題材表達——繁與約舛,體象氣韻——壯與輕乖。凡為文者,均望盡快形成自己獨特風格,劉勰指出文章風格和作者涵養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而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性情所爍,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有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由是觀之,文如其人,理應不錯。作者的內心情理外化為語言文章,作者的才學、氣質、性情、習慣所陶染而成的個性,必然盈溢為文章風格。因此,要熔鑄自己獨特文風,必須注重修養才學,涵性怡情完善個性品質。無怪劉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風格的形成。   文章有風格,更有風骨,才煽情動人,辭采煥然。什么是風骨呢?“《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憤)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簡言之,風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氣,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則是切中肯綮、言簡意賅、恰如其分、流暢和諧的語言。風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動語言的修辭美學。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劉勰還進一步指出有無風骨對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相如賦仙,(作《大人賦》)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如是觀之,白居易“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之論,與劉勰風骨之議,均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為情而造文,而不要為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劉勰之論,對匡正無病呻吟、言不由衷、矯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當頭棒喝警鐘長鳴。   

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為文之必慮。《熔裁》指出:“規范本體謂之熔,剪截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熔則綱領昭暢。”簡言之,熔是煉意,提煉中心,裁是煉辭,錘煉語言。因為“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所以,劉勰提出了“三準論”——“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賒于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后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獻:可,替:否。即根據需要調節文字),繩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三準論”提出了寫好文章的三部曲、三準則:首先根據情理確定文章體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選典型題材;再次簡言要義提綱挈領。然后加工潤色,處理詳略,條貫首尾,敲定全文。   

語意顯隱、精警庸凡,義涉隱秀。《隱秀》云:“夫心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今日言之,隱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語。文章淺白直露固無余香滿口,通篇俗語庸言亦難振聾發聵。文有余音,猶“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潤”;篇納秀語,似月依日而夜明,樹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事類》認為:無論是“引古事而莫取舊辭”的化用暗引,也無論“取舊辭萬分之一”的擇要精引,還無論“頗酌詩書傳記”的綜采博引,只要是為“以其據事類義,援古證今”,則無可指責。而《指瑕》認為:“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則“寶玉大弓,終飛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同時者為尤矣。”由是觀之,劉勰并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襲是明抄,旨在當己之章。全抄無異開箱搶劫,小抄亦如掏腰綹竊,抄襲前代的賊味稍輕,同代相竊則堪堪致罪了。

歷史評價 編輯本段回目錄

 透過鑒賞論的有關內容,也可看出劉勰篇章修辭的觀點。他在《知音》中指出鑒賞作品要從兩大方面六項內容入手,提出了“六觀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即體裁情志),二觀置辭(即鋪飾辭采),三觀通變(即通古變今適應時代)四觀奇正(即語言態勢是雅正通暢還是奇詭怪誕),五觀事義(即據事類義,指典型題材)六觀宮商(即調聲協律,安排語調辭氣)。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以上六觀,位體、通變、事義屬于作品內容,置辭、奇正、宮商屬于作品形式。從上論看出,只有從內容到形式作通盤考慮,這六個方面都熨燙妥帖恰到好處,才可以使文章“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   

在積極修辭即辭格的運用方面,劉勰也予以了諸多觀照。《麗辭》專講對偶,將對偶分成相容的兩組四種——以內容分,言對、事對為一組;以意義分,正對、反對為一組。言對事對各有反正,兩組互相包容。在具體運用方面,劉勰指出“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劉勰生活在殊重駢儷的時代,本人又對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觀的《文心雕龍》,通體駢儷為文,足證其愛。故所倡之法,可謂獨得神髓,深諳三昧——駢散間出,方顯錯綜之美,長短雜用,乃有靈動之活。   

《夸飾》專講夸張。劉勰沒有像今天這樣從形式上將夸張分為擴大式、縮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張得是否合乎事義情理這一關鍵,將夸張分為兩類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蜂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如果夸張得合情理得神髓,就會引起強烈共鳴,反之,就會違背事實不合情理。   

今天,我們如果面對這樣的夸張——“麥秸粗粗像大缸,麥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麥殼一片瓦,一粒麥子三天糧。秸當柱,芒當梁,麥殼當瓦蓋樓房,樓房頂上寫大字,社會主義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濃,遮天蓋地不透風。就是衛星掉下來,也要彈回半空中。”——誰能不深切地感到劉勰所論,切中要害而又至關重要呢!   

此外《比興》講到比喻,《事類》講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論。茲不贅述。   

劉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遙,提出這如許之多的至今難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辭理論實為難能可貴。其修辭之論,既有理性的闡釋,又有言證、事證,既涉文章內容形式,又關作者思維、氣質、涵養、才情。他能從美才、美德、美情與美辭美文的關系方面,闡釋情動而辭發、因內而符外的修辭美學觀,他承認“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盡管當時還沒有堂皇的辯證唯物主義之說,然而在今天看來,這完全符合這種觀點。在這種觀點指導之下,他從內容決定形式的認識出發,建立了系統的剖情析采理論,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和現實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發,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種選擇繼承、據時創新的修辭觀,這種服務于時代的“時文”修辭觀,時至今日,也是必須遵循的一條修辭美學原理。

《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深文周納,拙文僅就修辭而蜻蜓點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磚,亦幸遂微愿矣。

參考資料
[1].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6715.htm
[2].  日照市情網   http://www.rzsq.gov.cn/menu_show3_2.php?menu_cont_id=461&menu_id=7&up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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